临终关怀与协助死亡可并行 英国读者呼吁两改并举

据《卫报》2026年10月4日报道，在围绕协助死亡（assisted dying）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后，一批英国读者通过信件公开呼吁：提升临终关怀（palliative care）质量与合法化协助死亡并非互相排斥的选择，而是应当同时推进的两项改革。这些信件的发布恰逢英国议会否决《临终成年人（生命末期）法案》之后，反映了大量终末期患者及其家属对现有医疗体系的深度失望。

生死边缘的真实挣扎：一位妻子的见证

莉兹·威尔逊（Liz Wilson）来自考文垂，她的丈夫约翰（John）在43岁时因肠癌去世，经历了长达6年的治疗。约翰接受了超过70轮化疗，只为多看孩子们一眼。最后三个月他在安宁疗护院（hospice）度过，得到了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临终关怀。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承受了非人的痛苦。莉兹写道：“有些痛苦无法迅速控制，有些折磨根本无法治疗。”她描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夜晚：约翰被困在浴缸里，因剧痛嚎叫近一小时才得到缓解。随着癌症肿胀他的躯干，他慢慢窒息——没有任何药物能阻止。莉兹在丈夫最后一刻戴上了耳塞，才能忍受他喘气的声音。她强调，改进临终关怀和合法化协助死亡不是对立的选择。约翰始终希望能以自己选择的方式面对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法律和医疗体系拒绝给他这种可能。

资金投入的巨大错位：急诊vs. 安宁疗护

斯蒂芬·柯卡姆（Stephen Kirkham）博士曾在英国国家卫生服务（NHS）安宁疗护病房担任顾问医师20年。根据《卫报》公布的数据，英国在生命最后一年用于急诊医院护理的费用高达6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600亿元），而相比之下，运营全国204家安宁疗护院（包括24家NHS所属）的总开销仅为11亿英镑。柯卡姆博士指出，为25万人口提供全面的专科临终关怀服务的年度成本大约为500万英镑。按照这个标准，为全英国7000万人口提供类似服务的总成本约为14亿英镑。

柯卡姆博士表示，如果通过早期规划将终末期患者急诊入院率降低10%，节省的资金就足以填补安宁疗护的缺口。若降低超过10%，甚至可以为国家省钱。“NHS完全掌握这些数据，数字可以轻松验证。”

加重痛苦：被忽视的少数群体

索菲·布莱克（Sophie Blake）来自东苏塞克斯的霍夫，她本人是继发性乳腺癌患者，同时是协助死亡运动的支持者。她坦承自己在生完女儿后因多次手术需要使用阿片类止痛药，但发现自己对这类药物严重过敏。“恐惧是真实的——当疼痛无法控制时，那感觉很可怕。”她质问那些反对协助死亡的人：当最好的临终关怀都无法缓解某人的痛苦时，答案是什么？

索菲指出，尽管加强临终关怀能改变许多人的死亡体验，但它无法保证每一个垂死者的痛苦都能被解除。她引用简·特纳（Jane Turner）此前在《卫报》文章中提到的观点：即使有最高质量的照护，一些死亡仍会非常艰难。“自法案被否决以来，绝症患者的恐惧并没有消失，我们的诊断没有改变，医学的局限性也没有改变。”索菲表示，她热爱生命，希望能为女儿尽可能久地活下去，但她也需要知道，当一切手段都无效时，她还有别的选择。

政治僵局：两场改革为何被割裂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此前报道，2026年9月，英国下议院以微弱多数否决了《临终成年人法案》。该法案旨在允许预期寿命不足六个月且精神能力健全的绝症患者，在符合严格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寻求药物结束生命。反对者主要担心“滑坡效应”以及可能对弱势群体造成压力，但支持者强调，法案包含严格的二次医疗证实和等待期。旁证来自彭博社的分析指出，英国在安宁疗护领域的人均支出低于荷兰、比利时等已合法化协助死亡的国家，这两项改革在同一政治周期内并行推进并非不可行。

事实上，读者信件的核心论点正是：政治人物不应将两件事视为二选一。莉兹·威尔逊写道：“改善临终关怀和合法化协助死亡不是竞争对手。同时推进两者，还能为那些真正需要安宁疗护院床位的人腾出空间——约翰一个人就占用了三个月。”

全球经验：加拿大与欧洲的实践启示

在国际上，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运行高质量的安宁疗护体系与合法的协助死亡机制。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2025年报告，加拿大自2016年实施医疗协助死亡（MAID）以来，持续加大对安宁疗护的投入，2024年安宁疗护预算增加了30%。更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协助死亡的患者比例上升并未导致安宁疗护需求下降；相反，两种服务互相补足。比利时同样采取“双轨制”，其安宁疗护质量在全球排名前列，同时协助死亡合法化已超过20年。

这些经验表明，恐惧变更往往是政治决策的最大阻力，而非实际医疗后果。

FAQ：读者最关心的问题

Q1：只要改善临终关怀，是否就能消除对协助死亡的需求？

A1：不能。 正如索菲·布莱克的亲身经历所示，即使最高质量的安宁疗护也无法解除所有痛苦——她因阿片类过敏而无法获得有效的疼痛控制。此外，对于无法控制的呼吸困难、重度呕吐、顽固性疼痛等，安宁疗护有时只能提供有限的缓解。协助死亡的存在并不妨碍同时大力发展临终关怀；相反，它为那些无路可走的患者提供了最后的选择。

Q2：合法化协助死亡会不会导致安宁疗护资金被削减？

A2：当前数据不支持这种担忧。 根据纳菲尔德信托基金的数据，英国在生命最后一年用于急诊的66亿英镑远高于安宁疗护的11亿英镑。斯蒂芬·柯卡姆博士指出，若能通过更好的规划减少10%的终末期急诊入院，节省的资金就足以全面覆盖理想的安宁疗护体系。因此，政治辩论中将两者对立是一个错误的框架。

结语：不能坐视病人继续受苦

临终关怀与协助死亡不应被视为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英国每年有数十万患者在痛苦中离世，其中许多人本可以通过更好的照护或合法的选择避免不必要的折磨。正如莉兹·威尔逊所说：“约翰终将死于癌症，但他最后几个月的创伤——对他和我们孩子而言——本是可以预防的。”议员们必须同时修复照护、赋予选择。在协助死亡问题上，时间不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