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改造遇阻：缓刑官自主性丧失与社会分裂双重困境

据《卫报》2026年10月18日报道，多名英国监狱与缓刑领域专家及一线工作者在该报读者来信版联名指出，当前英国囚犯改造（rehabilitation）工作正面临多重结构性障碍，包括缓刑官自主性丧失、政治干预长期化、社会严重分裂以及早期预防投入不足。这些障碍使得监狱过度拥挤与再犯率居高不下的恶性循环难以打破。

缓刑官自主性丧失：从“专业支持”沦为“风险管控”

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社区司法教授安东尼·古德曼（Anthony Goodman）在来信中回顾了自己作为监狱缓刑官的经历。他指出，1984年政府出台“国家目标与优先事项声明”，将工作重心从改造转向低风险的监管，导致出狱后安置部门在数年后关闭。古德曼教授表示：“自那以后，缓刑官逐渐丧失了自主性——他们失去了了解所监管人员的许可与机会。风险成了唯一驱动力，导致违反许可证条件的罪犯数量惊人地上升，许多人因此再次入狱。”古德曼强调，缓刑部门被要求更具“专业好奇心”并为罪犯提供希望，但在目标压力下早已迷失了工作本意。

政治干预与半私有化失败：一场久未终结的危机

古德曼教授进一步批评，社论将问题归咎于缓刑服务的部分私有化失当，但政治干预早在更早时期就已存在。据《卫报》此前社论（10月13日）指出，英格兰与威尔士的缓刑服务在“转型合作”计划下被拆分为国家缓刑服务局与21个社区康复公司，但后者于2021年因表现不佳被收回国有，造成资源浪费与人员流失。专家认为，这种反复摇摆严重破坏了缓刑官的专业架构。

社会分裂与改造的悖论：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中无法“重新适应”

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犯罪学荣休教授乔·西姆（Joe Sim）在信中指出，即便有巴林尼特别单元与格伦登安德伍德监狱等成功范例，主流监狱系统却从未采纳其理念，因为这些实践挑战了数十年来对惩罚与威慑的政治执念。西姆教授引用维多利亚·劳在其著作《监狱让我们更安全？关于大规模监禁的20个迷思》中的观点：“如果一个人的先前状态是贫困、种族主义、失业、住房不稳和暴力，那么将其‘改造’回那种状态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如果从未被社会化，又如何能被重新社会化？”西姆强调，在严重社会分裂下，改造不可能真正实现。

社区改造的成功案例：数据证明替代方案可行

兰德沃克斯（LandWorks）项目主任克里斯·帕森斯（Chris Parsons）介绍，该慈善机构为持许可证或执行社区刑罚的人员提供密集型安置，通过“以人为本”的支持环绕有意义的工作和信任建立，显著降低了再犯率。圣吉尔斯（St Giles）首席执行官特蕾西·伯利（Tracey Burley）则引用英国青年捐赠基金的数据：学校导师计划可使暴力行为减少21%，犯罪率下降14%。她表示，类似方法同样适用于社区服刑人员，帮助其解决吸毒、不稳定住房等根本问题。

早期干预与预防：从源头切断犯罪链条

特蕾西·伯利强调，早期释放辩论掩盖了更深层的问题——对早期干预预防的投资严重不足。她指出，学校排斥、失踪经历和童年期的混乱往往是后续犯罪的前兆。“可信赖的成人导师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防止一个年轻人拿起武器。”她呼吁政府扩大已被证明有效的社区方案，同时重新思考谁真正需要被监禁。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实验：能否打破惩罚迷思？

乔·西姆教授在信中还提到，伦敦旺兹沃思（Wandsworth）与彭顿维尔（Pentonville）监狱开设了受北欧启发的实验性改造单元，遵循类似巴林尼和格伦登的理念。然而，这些单元能否避免被边缘化和忽视，有待观察。据专门报道监狱事务的《Inside Time》杂志报道，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单元”强调开放对话、信任和社区感，但批评者认为在政治动荡和财政紧缩下可能难以持久。

FAQ

Q1：为什么英国缓刑官难以有效发挥改造作用？

A1： 核心原因在于政治干预与风险导向文化。1984年政令迫使缓刑工作转向低风险监管，1990年代后缓刑官失去自主权，无法深入了解监管对象。随后半私有化改革失败导致资源混乱。如今缓刑服务过度强调风险评估与许可证合规，忽视了个案支持，迫使许多违规者重新入狱。

Q2：社区改造项目是否真的能降低再犯率？

A2： 现有数据表明效果显著。例如LandWorks的密集型安置项目经独立分析再犯率远低于全国平均值；圣吉尔斯的学校导师计划使暴力行为减少21%、犯罪下降14%。这些成功模式证明，以信任和有意义工作为基础的社区支持能够真正改变人生，但需要政府承诺扩大投资并采纳已有成功模型。

当前英国监狱与缓刑系统的危机虽已持续数十年，但专家信件的共识明确：将数十亿英镑从监狱建设转向社区缓刑、早期干预和减刑政策，才有望打破危机/改革/再危机的循环。仅靠惩罚和风险管控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囚犯改造，唯有社会公平与资源重新分配才能为改造提供土壤。